1950年2月，西南军区正式成立，这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为巩固政权、强化地方军事力量而设立的六大军区之一。按照解放军惯例，军区司令员通常由原野战军司令员担任。然而，在西南军区的任命中，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贺龙，而非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。

1949年，解放战争接近尾声，中国共产党着手解放全国。在西南地区，第二野战军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挥下，从东面进入四川，解放了成都、重庆等地。与此同时，贺龙率领的第十八兵团从北面进军，与第二野战军在川西会师，共同完成了西南地区的解放任务。西南地区包括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西康等地，面积广大、地形复杂，且长期受地方军阀割据影响，局势极为不稳。

西南军区成立的首要任务是稳定地方政权、整编起义部队、清剿土匪并为后续和平解放西藏做准备。1949年秋，四川军阀刘文辉、邓锡侯等人宣布起义，带动约90万国民党部队投诚。这些起义部队成分复杂，忠诚度存疑，如何妥善安置他们成为一大难题。此外，四川土匪活动猖獗，严重威胁新生政权的安全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中央军委对西南军区领导层的选择尤为慎重。

按惯例，刘伯承作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，理应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。然而，毛泽东最终任命贺龙为司令员，邓小平为政委，刘伯承则转赴南京筹办军事学院。这一安排看似意外，实则蕴含深意。

贺龙早年在川军中担任第一师中将师长，与刘文辉、邓锡侯等四川军阀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。他在川军中的资历和声望无人能及，这对于震慑起义将领、稳定西南局势至关重要。相比之下，刘伯承虽是四川人，但早年在川军中仅担任旅参谋长、团长等职，影响力远不及贺龙。在四川这样一个军阀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，贺龙的个人威信成为中央倚重的关键因素。

1949年底，西南地区局势动荡不安。起义部队尚未完全整编，土匪活动频发，地方政权亟待巩固。贺龙的强势作风和丰富经验，使他成为应对这一复杂局面的理想人选。他的到来迅速稳定了军心，也为后续的剿匪和整军工作奠定了基础。

西南地区的解放是第二野战军与第十八兵团共同努力的结果。邓小平作为第二野战军政委，已被任命为西南军区政委，若司令员再由刘伯承担任，第十八兵团的贡献可能被边缘化。贺龙作为北路进军的主帅，率领第十八兵团在解放西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中央选择贺龙担任司令员，既是对其功绩的肯定，也避免了权力过于集中于第二野战军一方，体现了对军队内部平衡的考量。刘伯承对这一决定表现出高度的服从。他主动请辞西南军区职务，并提出前往南京筹办军事学院的请求。

刘伯承虽未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，但他的才华并未被埋没。1951年初，他抵达南京，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。这一角色与他的军事理论造诣高度契合。刘伯承精通战略战术，被誉为“军神”，他在军事教育领域的深耕，为解放军培养了大批中高级将领，推动了军队的正规化建设。

相比之下，贺龙更擅长实战指挥和地方治理，正适合西南军区初创时期的需要。毛泽东的这一安排，可谓人尽其才，既稳定了西南，又为军队未来发展储备了力量。

贺龙上任后，与邓小平密切配合，迅速展开工作，展现了卓越的领导能力。

四川匪患是新政权面临的一大难题。1950年夏，贺龙亲自部署剿匪行动，指挥部队围剿川西山区匪巢，一举歼灭数千匪军，使成都周边恢复平静。他强调军事行动与政治攻势并重，通过宣传和动员，瓦解匪军斗志，为地方安定创造了条件。

面对90万起义部队，贺龙采取分化与整编并行的策略。他利用自己在川军中的威望，成功安抚了刘文辉、邓锡侯等起义将领，将大部分部队改编为解放军序列，部分人员则转入地方生产。这种灵活的政策，既消除了潜在威胁，又为西南经济恢复提供了人力支持。

1951年，贺龙与邓小平提出“政治重于军事，补给重于战斗”的方针，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。他们推动修路、筹粮，确保了进军西藏的后勤保障。

在重庆，贺龙重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，主持修建了重庆人民大礼堂等“六大建筑”。这些工程不仅改善了城市面貌，也提升了重庆作为西南中心的地位，为后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。

贺龙在西南军区的四年任期，成果斐然。他以务实作风和铁腕手段，稳定了地方局势，为新中国的巩固立下汗马功劳。

刘伯承虽未留在西南，但他在军事学院的工作同样影响深远。

1951年初，刘伯承抵达南京后，立即投入军事学院的筹建。他亲自设计课程体系，涵盖战略、战术、军事理论等内容，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。在他的领导下，军事学院培养了数千名中高级将领，这些人才后来成为解放军的中坚力量。

刘伯承强调军队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性。他提出“以科学理论指导实践”的理念，推动解放军从游击战向现代化战争转型。他的努力为新中国国防力量的提升奠定了理论和人才基础。

1955年，刘伯承被授予元帅军衔，但因眼疾恶化未出席授衔仪式。1959年，他调任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，深入部队调研，提出多项国防建议。1986年10月7日，刘伯承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4岁。他的军事思想和教育遗产，至今为人们所铭记。

1954年，贺龙调往北京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，继续为国防建设出力。然而，1966年，贺龙受到错误批判，1969年6月9日逝世，享年73岁。1974年，中央为其恢复名誉，肯定其革命功勋。贺龙一生戎马倭倭，为新中国建立和巩固贡献了毕生精力。

西南军区的成立与贺龙、刘伯承的去向，是新中国初期战略布局的缩影。贺龙的威望与实干稳定了西南，刘伯承的学识与远见强固了军队根基。毛泽东在关键时刻的选择，既考虑了眼前的稳定，也兼顾了长远的建设。这种因人而异的用人智慧，经时间检验，展现了高超的政治眼光。

两位将领虽命运迥异，却都在各自岗位上书写了辉煌篇章。贺龙以铁血柔情镇守西南，刘伯承以睿智深沉培育英才。回望1950年的这一抉择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军事部署的考量，更是新中国初创时那份风雨同舟的担当与情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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